（記者林金虎台北報導）台灣日治時代「皇民化」運動！
台灣日治時代「皇民化」運動（「皇民化」教育、「日本化」運動）政策時期，從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！
  皇民化運動（皇民化教育），即推動日本化運動，指從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期間，日本對其統治下的中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，推行的一系列「皇民化」運動（「皇民化」教育、「日本化」運動）同化政策，希望讓這些族群認同日本與日本天皇，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。
其中，日治時代「皇民化」運動（「皇民化」教育、「日本化」運動）政策時期，從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，主要影響地區，包括：臺灣、朝鮮、琉球、與滿洲等地。
發起人推動「皇民化」運動（「皇民化」教育、「日本化」運動）政策，主要，計有：日軍軍部、右翼內閣大臣等。
西元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；西元一八九五年大清帝國戰敗後，與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，割讓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。
日本在接收過程中，遭到台灣民眾的強烈抗拒，包括：地主、佃農，以及台灣原住民族等紛紛發起對抗，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佔領台灣。
台灣官紳丘逢甲等人成立「台灣民主國」，推舉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為「台灣民主國大總統」。
但是，在日清兩國交接後，日軍尚未進入臺北城之前，台灣官紳丘逢甲、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等人，即已經先後逃往中國大陸。
此後，臺灣總督府將台灣住民（本島人）依據族群關係大致區分為，包括：在台日本人、台灣漢人，以及蕃民等三種人；其中，社會地位，以及享受的權利，以在台日本人最為優越。
自西元一九三六年，日本確定南進政策開始，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西元一九四五年為止，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。
台灣日治末期，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。
「皇民化政策」是日本為使台灣人成為「皇國的臣民」，即成為忠誠於天皇之日本國民而推進之政策；其目的在於台灣人實施戰爭總動員，以參加日本發動之侵略戰爭。
  該時期因中日戰爭的需要，日本內地經濟泥足深陷，全國逐漸進入戰時體制，繼而放手一搏，孤注一擲，發動大東亞戰爭，日本國力消耗甚鉅，包括：人力、物力羅掘俱窮，需要台灣的協助。
然而要台灣人「真誠」、「同心協力」，必須由更進一步採取同化政策。
其中，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，也積極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，生活上脫離漢民族，以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，全力推行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。
大戰其間，高唱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希望台灣人改日本姓、說日本語、拜日本神、不得祭拜中國神明等。
但是，實際只有很少的士紳改姓。
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雖然更改姓名，並無強制性；但是，對於一些社會精英，抑或與從事公職者仍存有壓力，原因在於更改姓名，比較有升遷機會，因而配合改名。
其中，例如：李登輝的父親、兄長是警察；李遠哲的父親、柯文哲的祖父、江丙坤的大哥、二哥都是老師。
另外，包括：張榮發、邱創煥等人，皆出身於更改日本姓氏的家庭。
同時，並全面動員台灣人參加日本戰時工作，一直持續到西元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，日本投降為止。
台灣日治末期，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，可以稱為「皇民化時期」，是「內地化」的極端形式。
台灣日治末期，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係分成二階段進行。
包括，第一階段是西元一九三六年底，一直到西元一九四0年的「國民精神總動員」，重點在於「確立對時局的認識，強化國民意識」。
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皇民化運動，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，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，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。
第二階段是西元一九四一年到西元一九四五年的「皇民奉公運動時期」，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，強調挺身實踐，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。
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，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，台灣人民被迫參加，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。
臺灣總督府為推動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（日語），穿和服，住日式房子，放棄台灣民間信仰，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；同時，台灣人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所在居所之東京方向深深低頭行禮、膜拜。
同時，所有學校學生每天都要在運動場上集合，向日本皇宮所在東方之東京方向朝拜，還要背誦《皇國臣民誓詞》，即「宮城遙拜」。
除了語言，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皇民化運動，日本當局更嘗試改變臺灣傳統的風俗習慣，例如禁止臺灣人過農曆新年，而要求像日本人一樣過陽曆新年。
臺灣過年時，張貼春聯、燃放鞭炮，以及燒金紙、銀紙等風俗、習慣，也不准保留，改用在門口掛著「祝年繩」，以祈求吉祥、平安，抑或是，在門口擺飾松樹、松枝，祈求一年平平安安。
根據台灣的傳統風俗、習慣，紅色代表著吉祥與喜氣，包紅包、貼春聯，則是台灣傳統用來討吉利、喜氣。
但是，日本的傳統風俗、習慣，新年採用白紙、「祝年繩」，抑或白色圓餅；在臺灣人眼裡卻是相當不吉利象徵，這些傳統文化上的嚴重差異，皆令臺灣人民相當難以接受、適應。
除了傳統過年的風俗、習俗之外，臺灣人舉辦婚禮、喪禮等重要禮節，也都被日本人視為相當不進步、落伍習俗，必須改變成為日本人的風俗、習慣。
另外，總督府也在西元一九四0年公布更改姓名法，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。
尤其，「國語家庭」享受特惠，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、食物配給較多，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。
日本人的配給量比台灣人多，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，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。
但是，台灣的「皇民化政策」的強制性，遠低於日本在朝鮮執行的「皇民化政策」。
日本雖然已經擴大對華侵略規模，正式推進戰時體制，但單憑日本人之力量來應對戰爭卻是很吃力；因此有必要動員台灣人參加戰爭；為盡可能使台灣人自動自發投入戰爭。
最後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，所需兵員越來越多，日本當局也在西元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，以及西元一九四三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，並於西元一九四五年全面實施徵兵制。
西元一九三七年（日本昭和十二年）七月七日的「盧溝橋事變」（七七事變），揭開中日戰爭八年序幕，當時，很多台灣青年，受徵為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，走向戰場，為皇國奉獻，日本帝國效命。
  西元一九三七年（日本昭和十二年）七月七日的「盧溝橋事變」（七七事變），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殖民政府要求臺灣供應軍伕，相當多台灣青年被徵用為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；但是，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並非正規的日本軍人，僅負責，包括通譯、軍醫、巡察、運輸、補給等任務。
當時，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的徵用，是非常莊重的事情，通常是台灣總督府根據日本軍方的請求，指派台灣庄役場的職員，偕同當地巡察到當事人家中進行勸說投入。
在戰地主要負責搬運粗重物件雜役的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，負責，包括：搬運武器、砲彈、傷兵、挖築、構築戰壕、建造營地、搬運糧食炊事後勤補給，以及鋪橋造路等打雜、勞力工作。
當時日本軍隊的階級排列順序為：軍人、軍犬、軍馬、軍屬、軍伕。
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，平時稱「人夫」，在軍隊則稱為「軍伕」。
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沒有受過軍事訓練，不會使用槍械，除了擔任粗重工作之外，還要負責守備，以及站崗任務。
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，在南洋戰場上，雖然是扮演協助日軍的角色，但在戰場上，日本軍伕的任務與危險程度，並不輸給正式日本軍人。
其中，不幸戰歿的一般統稱為「臺籍日本兵」的日本軍伕，日本人將其安奉在日本靖國神社。
台灣人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，他的家宅可貼上「榮譽之家」字樣，榮譽之家的子弟，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。
日本全面推動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使台灣人的台語文讀系統衰弱，再加上戰後，中華民國政府長期實行的國語運動，致使許多台灣人於不知如何以台語朗讀漢字書面文、文言文。
  在光復台灣後，中華民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，包括：說國語運動在內的去日本化運動，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響，使台灣人重新中國化。
但是，台灣解嚴之後，隨著社會的多元化，以及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，關於日本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台灣史學者也提出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同的觀點，並重新檢視和評價。
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表示，日本於西元一九三七年全面侵略中國，為了防止台灣人的漢人意識的甦醒而導致「裏應外合」。
因此，高唱「內台如一」，即台灣人也屬於天皇子民與日本內地人一樣平等。
台灣日治末期，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皇民化運動，西元一九三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五年，全面推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希望台灣人更改為日本姓氏、說日本語、拜日本神，以及不得祭拜中國神明等措施，但是，實際只有相當少數的士紳改姓。
因此，日本在台灣推動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除了說日語，比較為成功之外，其餘的成果仍然相當有限。
特別是，台灣人被同化為日本人的士紳階級，僅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比率。
臺灣人民在日本推動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皇民化運動初期，並不熱衷於皇民化運動；特別是，受「行，不改名；坐，不改姓」影響，改姓名運動效果有限。
但是，台灣人相較於朝鮮人，對於學習日語，以及響應志願兵制度，則較為熱衷、普遍。
尤其，志願兵制度是針對青年的運動，當時激發不少年輕人的愛國情操。
讓殖民地臺灣走向「皇國臣民化」的總體改造運動皇民化運動，是日本為使台灣人成為「皇國的臣民」，即成為忠誠於天皇之日本國民而推進之政策，有如「政治洗腦」活動，依照年齡層而言，思想與心理正在成長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影響的族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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